前兩次工業革命讓中國陷入了落后挨打的尷尬局面，第三次工業革命中國很早覺醒，但也只搭上了列車的后半節。面對第四次工業革命，中國擁有工程技術人才儲備多、本土市場大、經濟增長勢頭良好、儲蓄率高等優勢，但制度會否成為制約創新的桎梏也令人擔憂。

如果中國能在意識上適當超前，在制度改進上有所領先，在相關法律問題上抱持開放心態，寧肯多放開一點，有問題再修改，也不要有寧慢勿錯的封閉心態，那么仍有可能成為這一輪革命的引領者。

2016年的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冬季年會與往年不同，今年的主題極其聚焦，那就是第四次工業革命。許多出席者都表示，以往年會的主題大都是概念性的，顯得有些飄忽，有些甚至含有哲學意味，而這一屆年會的主題比以往任何一屆都顯得集中和具體。

今年，美國派出了史上少見的龐大代表團——五位副國級或部長級官員同時出席，包括副總統、國務卿、國防部長、財政部長、商務部長等高官。美國副總統拜登專門談到，第四次工業革命給全球帶來的諸多挑戰中，他最擔心的是，普羅大眾尤其是中產階層能否受惠于此；如何避免第四次工業革命帶來的利益的重新調整，使得少數人受益、多數人受苦的尷尬局面再度出現。不過，大部分美國官員都對第四次工業革命的前景表示樂觀。國務卿克里甚至說，美國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面對如此眾多的利好，這些利好兌現可望進而幫助解決一些重大的全球問題。

那么，第四次工業革命會給中國帶來什么？中國將成為第四次工業革命的受害者嗎？

前三次工業革命，中國都沒有完全趕上

什么是第四次工業革命？根據世界經濟論壇創始人施瓦布教授的定義，這四次工業革命可以進行如下劃分：第一次工業革命始于1775年瓦特改造蒸汽機，第二次始于19世紀末的電氣化革命，第三次始于上個世紀50年代的計算機革命，而第四次工業革命，則是包括計算機普及帶來的信息化、3D打印和機器人等新型技術帶來的制造領域革新以及生命科學技術帶來的人類健康和生活方式改變在內的一次綜合性革命。

施瓦布教授認為，這次工業革命將比以往三次革命帶來更加深刻的變化。世界經濟論壇的參與者以及施瓦布教授都特別強調，歷次工業革命的列車都落下相當數量的全球乘客，如世界上仍有17%的人口至今沒有享受到第一次工業革命帶來的福利；而以計算機應用為標志的第三次工業革命，至今仍落下了全球一半的人口，他們與電腦上網等毫無關聯。毫無疑問，第四次工業革命中一定會產生新的贏家與輸家，這輛列車非常有可能比前三次工業革命落下更多的乘客。

很多國家將趕不上第四次工業革命的列車

那么，雄心勃勃要實現現代化的中國會錯過第四次工業革命嗎？我們會被第四次工業革命遺忘嗎？我們能不能搭上這一輪革命的列車，從而徹底實現工業現代化？這并不是一個看起來虛擬自設的問題，仔細想來，這甚至是一個嚴峻的課題。

前三次工業革命，中國都沒有完全趕上，至少比全世界慢了半拍。其中，前兩次工業革命讓中國陷入了落后挨打的尷尬局面；第三次工業革命中國很早就有所覺醒，當時中國研制出的第一臺計算機DJS-130基本與日本研制的計算機同步，但是到了改革開放的初期，中國在計算機的硬件和軟件方面就全面落后了。我們只是搭上了第三次工業革命列車的后半節，而并不是最快搭上這部快速列車的乘客。

中國參與第四次工業革命的三大底氣

對于第四次工業革命，我們首先必須有一定的底氣和自信心，這其中的理由至少有三個。

第一，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教育的飛速發展。中國高等教育的毛入學率，上世紀80年代初僅有2%，而到2015年已經達到40%，在各省市區中名列前茅的吉林省，更達到了52%。對于一個人均GDP僅有美國1/5的國家，尤其是考慮到中國大學生的輟學率遠比美國的25%低得多，這是一個極其罕見的成就。特別值得關注的是，中國每年約700萬大學畢業生中，至少有100萬來自于自然科學類學科，而工程類學科畢業生則至少占30%。與此同時，中國的理工科教育遠比世界上其他國家，尤其是美國、英國等發達國家更加系統與嚴謹。在英美等發達國家，本科以通識教育為主，學生在工程技術方面的基本訓練遠遠不及中國。而中國工科類畢業生，基本都初步具備直接參與工程技術工作的能力。中國有大量的工程技術人才儲備，這是我們能搭上第四次工業革命最基礎的資本。

而且，最近十幾年，中國工業界在若干領域已經取得了舉世矚目的進步，在高鐵、建筑工程設備、通信、無人機等方面，中國不僅毫無疑問跨入了全球第一陣營，甚至在第一陣營里取得了領先地位。我們可以有信心地講，未來5-10年，中國還有望在軍用、民用飛機發動機以及大客機方面取得一些突破性的進展。中國目前在科學技術和工業方面的迅猛發展勢頭，也反映在中國每年申請專利的數量以及工程、自然科學論文的發表數量和被引用量都進入世界第一陣營上。

第二，中國仍然有巨大的市場。其中，中國汽車、高鐵、特高壓、輸變電、發電等市場的規模都位居世界前列，而民用航空也會在不久的將來躍居世界第一。這些巨大的市場為中國參與第四次工業革命創造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優勢。因為有了巨大的市場，就可以制定中國標準，而標準制定者往往在技術突破和工業化中占據重要優勢。同時，巨大的市場也會孕育出大型的公司，如華為、三一重工等，都是世界上相關行業第一陣營的大型公司。大型公司具有強大的資金支持和研發能力，在參與第四次工業革命時具有巨大的優勢。

第三，中國經濟總體上仍然處在良好的較快增長勢頭中，與其他國家經濟普遍下滑形成鮮明的對比。中國經濟的增速仍然保持在6%以上，即便目前碰到了一些困難，但高新技術產業增加值的增長速度仍然高于整體經濟的發展速度。與此密切相關的是，中國目前仍然是全球最高儲蓄率的經濟體，公布的儲蓄率達到45%左右，當然這一數據有一定的高估，根據我的研究，中國目前的國民儲蓄率為38%左右，這在全球范圍內仍是一個很高的數字。2013年，美國國民儲蓄率僅僅為17.6%，日本為21.8%（美國和日本數據來自世界銀行WDI數據庫），中國是少有的擁有巨額儲蓄的經濟體。而資金是科學技術轉變為企業發展動力的助推器，有了這一強大的助推器，任何的技術都能夠較快落地。

惡補短板：在制約創新的制度改進上要適當超前，領先開放

盡管有上述三點重要優勢，但是我們也必須看到，面對第四次工業革命，中國當前最大的短板，同時也最令人擔憂的，是我們的制度會不會制約創新的能力。第四次工業革命一定會給現有的制度帶來巨大的沖擊，如果制度不加以改進，那么必將成為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桎梏。

比如說，互聯網技術的運用，給傳統出租車行業帶來了沖擊�，F代技術允許每個人用私家車作為商用車，私家車與商用車的界限越來越小。過去，出租車司機與打車者通過出租車公司的執照撮合而形成了相互信任的關系。過去，運營車就是運營車，必須由公司購買，交由勞動者使用。今天，私家車大量閑置，本身就可以用作運營車。這就需要法律做出界定，需要給民間的閑置汽車和勞動力一個相對寬松的環境，將這些私家車轉變為出租車。

再比如說，無人駕駛汽車必須要通過制度的創新才能夠上路，若沒有清晰界定的制度保證，無人駕駛汽車若出了問題由誰來負責？其中廠家應該負什么樣的法律責任？如果一輛無人駕駛汽車與另一輛有人駕駛汽車發生了碰撞，如何界定責任？無人駕駛汽車的行為標準和有人駕駛汽車應該有什么不一樣？

再比如說，隨著生物科技的發展，個性化的基因測序很快將大規模市場化，在這種情況下，誰可以擁有個人的基因信息？在什么情況下，藥廠、保險公司和醫院可以獲得這些信息？更敏感的話題是，未來生育將有可能與今天完全不同，代孕是不是可行？誰擁有生育的權利？誰能夠控制自己的基因？這些重大的問題必須在法律上進行突破。

面對第四次工業革命，中國應該在意識上適當地超前，否則我們將有可能在相關領域的競爭中輸給對手，因為在技術日新月異的今天，即使起步只是比別人稍晚一點，未來我們與領先者的差距也有可能越拉越大。

在第四次工業革命相關的法律問題上，我們應該抱持一種開放的心態；在局部領域，要給新的技術打開一個窗口，讓領先者不斷地去探索創新。中國不僅應該成為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搭便車者，更應該成為一個引領者，這就要求我們在制度上要創新，要有所領先；膽子大一點，寧肯多放開一點，有問題再修改，也絕對不要有寧慢勿錯的封閉心態。

中國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與世界領先的技術浪潮如此接近。第四次工業革命是一次新的浪潮，在這個過程中，中國絕不應該淪為落后者，這就要求我們在約束技術進步的制度上要適當地領先開放。如果制度創新跟上了，中國完全能夠成為第四次工業革命的領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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